来源：《红旗文稿》2016/12 作者：罗平汉
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共产党员的党性是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体现，也是中国人民优良品质和中华民族美德的体现。因此，每个共产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都应当讲党性，都必须自觉地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党性修养。
一、如何理解共产党人的党性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列宁曾对无产阶级政党中的党性问题作过较多的论述。人们在探讨党性问题时，最常引用的是他这样一段话：“严格的党性是阶级斗争高度发展的伴随现象和产物。反过来说，为了进行公开而广泛的阶级斗争，必须发展严格的党性。
因此，觉悟的无产阶级的政党——社会民主党，完全应该随时同非党性作斗争，坚持不懈地为建立一个原则坚定的、紧密团结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而努力。”（《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72页）列宁还说：“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做任何估计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在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63页）“党性是高度发展的阶级对立的结果和政治表现。”（《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73页）很显然，列宁所说的党性，主要是指政党的阶级性，强调无产阶级政党要代表本阶级的利益，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
从现有的文献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对党性作出明确定义的是刘少奇。1941年6月，他在《人的阶级性》这篇文章中，对何为“党性”作了阐释。他说：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使别人受痛苦”的基础上，是一切剥削者的共同特点。牺牲全人类或大多数人的幸福，把全人类或最大多数人民弄到饥寒交迫与被侮辱的地位，来造成个人或少数人们特殊的权利与特殊的享受，这就是一切剥削者的“高贵”“伟大”与“被人尊敬”的基础，一切剥削者的道德的基础。
无产阶级与共产党人与此相反，是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使别人同享幸福”的基础上，是在努力于最大多数劳动人民与全人类的解放斗争中来解放自己，来消灭少数人的特殊权利。这是共产党人的高贵、伟大与被人尊敬的基础，也是共产主义道德的基础。这就是阶级社会中人们各种不同的阶级特性。他强调：“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无产者阶级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现，就是无产者本质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利益最高而集中的表现。共产党员的党性锻炼和修养，是党员本质的改造。”（《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224—225页）
1941年下半年，任弼时在《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一文中，对何为共产党员的党性作了这样的概括：“党性的范畴究竟包括些什么，究竟怎样才能锻炼出和培养成坚强的党性呢？就是说，为了增强党性，需要在哪些方面修养和锻炼自己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应该弄清几个基本前提：一、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的利益就是共产党的利益。二、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无产阶级最高度的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三、党性是以党员的思想意识、政治观点、言论行动来作标志，来测量的。”（《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1页）
刘少奇和任弼时在论述党性问题时，之所以强调共产党员的党性是“无产者阶级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现”，是“无产阶级最高度的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由中国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所组成，所以，其党员应当具有高度的觉悟、良好的品德和优良的作风。工人阶级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与现代化大生产相联系，代表着先进生产力。工业化大生产培养了工人阶级的组织纪律性，养成了团结协作的集体主义精神，同时，由于工人阶级没有生产资料，造就工人阶级没有私有制观念。
尽管不可能每个党员都是工人出身，但加入党的组织后就必须实现自身思想意识上的无产阶级化，即具有无产阶级的先进性。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是工人阶级阶级属性的升华，即将工人阶级与现代化大生产相联系所代表的先进生产力，升华为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和坚信这种理想能够最终实现的坚定信念；将工人阶级现代化大生产所养成的团结协作精神和组织纪律性，升华为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自觉遵守党的纪律的意识；将工人阶级所具有的大公无私、集体主义的优秀品质，升华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先锋队性质，决定了党既是中国工人阶级、同时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所组成的集合体。这种先进性，不但要求每个共产党员应体现工人阶级的优点，也应体现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优点。
每个共产党员应当自觉认同党的先进性、体现党的先进性、维护党的先进性。共产党员对党的先进性应具有的自觉意识，是对党的性质、党的宗旨、党的纪律的真正认同与自觉遵循，其外在表现是党员观察问题、处理问题所持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表现为党员的思想、工作、生活作风。共产党员不但应具有良好的个人品德修养，更应表现出坚定的党性修养。
二、共产党人讲党性的基本要求
从文献梳理的角度看，中共党史上党性一词的广泛使用是1941年开始的。这年1月发生的皖南事变，是抗日战争过程中国共关系问题上最严重的事件。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次召开会议，研究局势与对策，总结其中的历史教训。中共中央认为，皖南事变之所以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新四军主要负责人项英（副军长、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其所领导的党政军内部情况，很少向中央作报告，完全自成风气。对于中央的不尊重，三年中已发展至极不经（正）常的程度。”
因此，“必须估计到游击战争环境，即在今后仍有可能产生如象张国焘或项英这类人物，因此加重了全党特别是军队中干部与党员的党性教育与党性学习，决不可轻视这个绝大的问题”。（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1页，第33—34页）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向全党提出加强党性教育的问题。
同年7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专门论述党性问题的文件。该决定列举了当时党内在党性问题上存在的各种表现，如在政治上自由行动，不请示中央或上级意见，不尊重中央及上级的决定；在组织上自成系统，自成局面，强调独立活动，反对集中领导，实行家长统制，只要下面服从纪律，而自己可以不遵守，多数人通过的决议可以不服从，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在干部政策上毫无原则，随便提拔，随便打击，甚至进行派别活动；
在思想意识上，一切从个人出发，一切都表现个人，个人利益高于一切，自高自大，自命不凡，不实事求是地了解具体情况，不肯埋头苦干，不与群众真正密切联系等。文件指出，为了纠正上述违反党性的倾向，必须在党内更加强调全党的统一性、集中性和服从中央领导的重要性；更严格地检查一切决议决定之执行，坚决肃清阳奉阴违的两面性的现象；在全党加强纪律的教育，严格遵守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基本原则；运用自我批评的武器和加强学习的方法，来实现对于广大党员的改造；每个党员领导干部都必须参加党的组织生活，虚心听取党员群众对于自己的批评，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
这个文件中共中央原本决定由任弼时同志负责起草，但当时任弼时同志正负责筹备党的七大，工作任务很重，后来改由王稼祥同志起草，但任弼时同志始终惦记着中央交给的任务，因而在1941年下半年撰写了前文提到的《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其中提出测量一个共产党员是否讲党性，有如下标志：第一，要深刻地认识和了解无产阶级的利益是党的最高利益，应该用无限的忠实性和坚定性为这个利益服务，并且要使得为党的利益服务的精神完全是出自于觉悟性、自动性和积极性。
第二，理解和掌握马列主义，以及党的政策和策略，要灵活地、切乎实际地去运用马列主义。第三，与个人主义、英雄主义、无组织状态、独立主义、反集中的分散主义等违反党性的倾向作斗争，把个人的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把党的利益放得高于一切，为党的统一，为党的团结而斗争。第四，要遵守党的统一的纪律。第五，要与群众建立真正的密切的联系。（《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5页）
延安整风开启了党性教育的新途径。自延安整风以来，党的历届主要领导人都从不同的角度论述过党性问题，强调加强党性的重要性。毛泽东指出：“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他还说：“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一种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毛泽东认为，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一个共产党员讲党性的最基本要求。
在“文化大革命”中，党的建设遭到严重破坏，导致党内一些人严重违背党性，大搞派性。因此，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时，邓小平一再强调，共产党人不能搞派性，而要讲党性。他指出：“我们现在对于人们的思想状况、政治状况比较清楚，能够看出来哪些人是拥护党的路线的，哪些人是不搞派性、讲党性的。党性也包括联系群众、艰苦朴素、实事求是等等。选干部，标准有好多条，主要是两条，一条是拥护三中全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一条是讲党性，不搞派性。”（《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2页）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增强共产党员的党性锻炼，江泽民同志认为，要强调自觉地刻苦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模范，做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模范，做遵守纪律、坚持民主集中制的模范，做脚踏实地、勤奋工作、忠于职守的模范，做反对各种消极腐败现象、发扬社会主义新风尚的模范。（《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0页）
胡锦涛同志指出，领导干部作风问题，说到底是党性问题。加强领导干部党性修养，树立和弘扬优良作风，要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统一，坚持继承光荣传统和弘扬时代精神相统一，坚持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相统一，坚持加强个人修养和接受教育监督相统一，做到政治坚定、作风优良、纪律严明、勤政为民、恪尽职守、清正廉洁。（《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850—851页）
习近平同志指出，坚强的党性，是成为高素质领导干部的首要条件。各级领导干部要加强理论修养，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要加强政治修养，增强政治信念的坚定性、政治立场的原则性、政治鉴别的敏锐性、政治忠诚的可靠性；要加强道德修养，不断提高道德认识、陶冶道德情操、锤炼道德意志、提升道德境界；要加强纪律修养，增强纪律观念，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政令畅通；要加强作风修养，做到执政为民有新举措、求真务实有新要求、廉洁从政有新成效。（《领导干部要加强党性修养提高综合素质》，《人民日报》2009年3月2日，第2版）
毫无疑问，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包含着广泛的内容。党章规定的党员必须履行的八项义务，其实也是对党员党性八个方面的基本要求。衡量一个共产党员是否讲党性，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考量，但至少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是否理想信念坚定，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否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否能够真正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是否严格遵守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总之，讲党性，就是党要求做的坚决贯彻执行，党不允许做的自觉远离，最根本的是与党同心同德，共产党员要姓“党”。
共产党员必须讲党性，但并不等于抹煞党员的个性，抑制党员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对于这个问题，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曾作了详尽的论述。他指出：“讲到个性与党性，党性就是普遍性，个性就是特殊性。”“不能设想我们党有党性，而每个党员没有个性，都是木头，一百二十万党员就是一百二十万块木头。……不要使我们的党员成了纸糊泥塑的人，什么都是一样的，那就不好了。其实人有各种各样的，只要他服从党纲、党章、党的决议，在这个大原则下，大家发挥能力就行了。讲清楚这一点，对于党的进步，对于全体党员积极性的发挥是会有好处的。”（《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0、416页）
在处理党性与个性的关系上，每个共产党员在大是大非面前，在党的原则、纪律面前，要毫不犹豫地讲党性；在人民的利益、党的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矛盾时，必须坚持人民利益、党的利益至上。同时，讲党性并非否定个性，而是要求在遵守党章、服从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的前提下，尊重每个党员的个性和党章赋予的权利，充分发挥党员的主动性、创造性。
三、加强共产党员的党性修养
近年来，由于缺乏严格的党内生活锻炼和艰苦复杂环境的考验，一些党员在党性问题上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如：理想信念不坚定，甚至不信马列信鬼神，是非观念模糊；追求个人利益至上，违背党的宗旨和纪律；拉关系、找靠山、搞小圈子，个人凌驾于组织和群众之上；为了所谓政绩做表面文章，搞形式主义，不惜劳民伤财；丢掉了艰苦奋斗的传统，严重脱离群众；把制度当摆设，用人民赋予的权力谋取私利等。这些问题说明，一些党员的行为已严重背离了党性要求。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增强广大共产党员的党性，是加强党的建设的重大问题。当下，尤其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着力提高广大党员的自觉意识。
1.坚定理想信念。一个党员是否讲党性，表现出来的是言论、是行动，是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但起决定作用的是理想信念，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共产党人是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统一论者。党的最高纲领，自党成立的那天起就已明确：要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但在不同的历史时间，党又都确定具体的奋斗目标，即最低纲领。党章指出：党在现阶段的战略目标是，到建党一百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建国一百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因此，必须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就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这就是党在现阶段的最低纲领。
早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初，毛泽东就强调：“在中国，任何踏实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同时具有现时实际与将来远大理想两种责任的。并且应该懂得：只有现时的实际任务获得尽可能彻底的完成，才能有根据有基础地发展到将来的远大理想的那个阶段去。所谓将来的远大理想，就是共产主义，这是人类最美满的社会制度”。（《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893页）这就非常明确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人现时的实际任务与将来远大目标之间的辩证关系。
在当下，坚定理想信念，就是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好，进一步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觉与自信。只有理想信念坚定的人，才能做到始终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
坚定理想信念，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想利器来武装自我，加强理论学习，要真学、真懂、真信、真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不断强精神之气，固思想之元。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做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追求者，马克思主义的真正信仰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忠实践行者。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站位就高了，眼界就宽了，心胸就开阔了，从而就能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就能树立大局观念，做到正确认识大局、自觉服从大局、坚决维护大局。
2.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共产党员讲党性，必须自觉遵循这条思想路线。
习近平同志指出：“实践反复证明，坚持实事求是，就能兴党兴国；违背实事求是，就会误党误国。”（《习近平中央党校十九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4年版，第276页）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如果并不是因为一时不了解情况而犯错误，而是为了个人的名誉地位，为了个人利益，有意夸张成绩，隐瞒缺点，掩盖错误，甚至故意弄虚作假，瞒上欺下，这不止是党性不纯的表现，而是丧失了党性。
因此，“必须把树立实事求是的作风，作为加强党性的第一个标准。”（《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97页）敢不敢坚持实事求是，考验着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政治立场和道德品质，始终是领导干部党性纯不纯、强不强的一个重要体现。要做到实事求是，不仅要有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还必须有公而忘私和不计个人得失的品格。
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而要了解客观实际，就必须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认真开展调查研究，把客观存在的事实搞清楚，把事物的内部和外部联系弄明白，从中找出能够解决问题、符合群众要求的办法来。所以，调查研究是从实际出发的中心一环。要真正做到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更没有决策权。
3.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能否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意识，践行党的群众路线，与群众建立密切的联系，自觉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检验一个共产党员是否讲党性的标准之一。
对于党性与人民性的问题，习近平同志强调：“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中国共产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共产党员是来自各个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是劳动人民中的普通一员。坚持党性就是坚持人民性，坚持人民性就是坚持党性，党性寓于人民性之中，没有脱离人民性的党性，也没有脱离党性的人民性。
坚持人民性，就是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共产党员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众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不允许任何党员脱离群众，凌驾于群众之上。
要时刻将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特别是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去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党性说到底就是立场问题。共产党人无论是想问题、搞研究，还是作决策、办事情，都必须站在党和人民立场上，而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766页）
4.守纪律讲规矩。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初的几十名成员，发展到今天的8700多万党员，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形成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党历来十分重视纪律建设。习近平同志指出：“组织纪律性是党性修养的重要内容。加强组织纪律性必须增强党性。”（《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766页）能否守纪律、讲规矩，特别是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也是衡量一个共产党员是否具有党性的重要标志。
对共产党员来说，守规矩无疑首先要遵守党章。入党誓词中便有“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的内容，即是说，拥护党纲、遵守党章，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条件，也是加入党组织时的承诺，更是党性的重要体现。因此，广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自觉学习党章、遵守党章、贯彻党章、维护党章。同时也要自觉地学习党内法规，学习宪法法律，形成对法纪的敬畏，树立法治意识、制度意识、纪律意识，做到懂法纪、讲规矩，知敬畏、存戒惧。
注重和不断加强党性修养，是共产党员的责任和义务，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坚定加强党性的自觉性，坚定理想信念，提升道德境界，追求高尚情操，自觉远离低级趣味，自觉抵制歪风邪气，真正做到严以修身、严以律己。
（作者：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
